苏轼又低下头，看着那首诗：
    “我想让她看见。告诉她，我没忘了她。告诉她，我后悔，后悔没好好陪她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
    “她会看见的。”
    苏轼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    张卫国没解释。
    窗外，月光照在眉山的山冈上，一片清冷。
    那些松树，在风里沙沙响着，像是有人在说话。
    王弗死后，苏轼好像变了一个人。
    话少了，笑也少了，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。
    治平三年，苏洵也病倒了。
    张卫国赶去汴京的时候，苏洵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
    苏轼守在床边，瘦得脱了形，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。
    张卫国给他爹把了脉，又看了看舌苔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    苏轼看见他摇头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低下头，紧紧握着他爹的手。
    治平四年四月，苏洵走了。
    死前，他拉着苏轼的手，说了一句话：
    “好好做人。”
    苏轼跪在床前，磕了三个头。
    他爹再也骂不了他了。
    又送走一个。
    张卫国站在灵堂外头，看着苏轼跪在灵前，看着苏子由跪在他旁边。
    兄弟俩都瘦得厉害，脸色蜡黄，眼眶深陷。
    张卫国忽然想起十五年前，沙縠巷的槐树下，那个被爹追着跑的少年。
    那时候他爹举着竹棍，追得他满巷子跑，边追边骂兔崽子。
    那时候他娘站在门口，笑着喊“老苏，别追了”。
    现在，爹娘都没了。
    那个少年，也再不是少年了。
    扶柩回眉山，又把苏洵安葬在程夫人墓旁。
    苏轼跪在三个坟前，一动不动跪了一整天。
    太阳升起来，又落下去。
    他就那么跪着，不吃不喝，不说话。
    张卫国站在远处，看着那个跪着的背影。
    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很长很长。
    那天晚上，苏轼来找他。
    他坐在药铺的条凳上，头发白了好几根。
    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没爹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点点头。
    “也没娘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又点点头。
    “也没王弗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沉默着。
    苏轼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手：
    “先生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说：
    “活着。”
    苏轼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    张卫国继续道：
    “你爹让你好好做人。你娘让你活得明白。王弗让你多想想他们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道：
    “他们都走了，你还活着。那就替他们好好活着。”
    苏轼怔怔地看着他。
    过了很久，他忽然笑了。
    那笑容很苦，但也有一点别的什么。
    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说话，还是这么直接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没接话。
    苏轼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忽然回头：
    “先生，谢谢你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看着他。
    苏轼又道：
    “谢谢你一直在这儿。”
    说完，他走了。
    张卫国站在屋里，看着那扇晃动的门。
    月光照进来，照在地上，一片清冷。
    他忽然想起，九百多年后，有人问，苏轼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好诗？
    有人说是因为天才，有人说是因为勤奋，有人说是因为阅历。
    可他知道，那些诗，是用命写的。
    用他爹的命，用他娘的命，用王弗的命，用他自己的命。
    一字一句，都是血泪。
    熙宁二年，张卫国又跟着苏轼进了汴京。
    这回，他开的药铺在城西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。铺子比眉山的稍大些，里外两间，后院能住人，也能晒药。
    开张那天，苏轼没来。
    他正在朝堂上，跟王安石吵架。
    张卫国是从来看病的官员嘴里听说的。那官员在御史台当差，一边让张卫国换药，一边眉飞色舞地讲：
    “张先生你没看见，那场面！苏轼站在殿上，一条一条驳王安石的青苗法。”
    “说青苗法强行摊派，贫户还不上的，最后还得官府催逼，闹得民怨沸腾。”
    “王安石脸都黑了，当场跟苏轼吵起来。神宗皇帝坐在上头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最后挥挥手，说退朝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手上不停，轻轻嗯了一声。
    那官员压低声音：
    “听说王安石回去气得饭都吃不下。苏轼这回，怕是要倒霉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换好药，送走那官员，在柜台后站了很久。
    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    熙宁变法，新旧党争，苏轼自请外放。
    那些史书上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落在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十年颠沛流离。
    傍晚时分，苏轼来了。
    他一进门，往条凳上一坐，长长地吐了口气：
    “先生，我饿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去后院端了碗面出来。
    苏轼接过来，埋头就吃，吃得呼噜呼噜的。
    吃完，他把碗一推，抹了抹嘴：
    “先生，你说我是不是傻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正在收拾碗筷，头也不抬：
    “怎么？”
    苏轼趴在桌上，脸埋在胳膊里：
    “我今天在朝上，跟王安石吵了一架。当着皇上的面，一条一条驳他的新法。”
    “我明知道驳了也没用，明知道他不会听，明知道皇上向着他，可我还是忍不住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张卫国：
    “先生，你说我这是为什么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把碗筷放下，在他对面坐下：
    “因为你觉得那不对。”
    苏轼愣了愣，忽然笑了：
    “先生说得对。我觉得不对，就忍不住要说。”
    他叹了口气：
    “可说了又有什么用？新法该推还是推，老百姓该苦还是苦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
    “你说了，就有人听见。”
    苏轼看着他。
    张卫国继续道：“听见的人多了，总会有人记住。现在改不了，以后也许能改。”
    苏轼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：
    “先生，你这话，跟子由说的一样。”
    他站起来，拍拍衣裳：
    “行，我知道了。反正该说的还得说，该做的还得做。管他有没有用。”
    走到门口，他忽然回头：
    “先生，我过几日就出京了。去杭州，当通判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点点头。
    苏轼又道：“你跟我去吗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想了想，道：
    “你先去。我后面来。”
    苏轼笑了：
    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    他走了。
    张卫国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
    汴京的夜风吹过来，带着一丝凉意。
    他知道，这一别，苏轼再回来，就是十三年后。
    那时候的汴京，已经不是现在的汴京了。
    那个人，也不是现在这个人了。
    熙宁四年，张卫国到了杭州。
    苏轼见到他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拉着他就往西湖跑：
    “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！西湖的荷花开了，可好看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