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本，孙伯庸以为县吏先前同他们说的那些话，不过是提前背熟了新政章程，用来应付朝廷派来的账官。
    毕竟这种事，他见得多了。
    地方官府最擅长的，就是在上官巡视之前，把几个伶俐书吏挑出来，连夜背好说辞。
    什么条陈章程，什么账册流转，什么民生疾苦，说得比戏台上的唱词还顺。
    上官一来，便站出来对答如流。
    等上官一走，底下该烂还是烂，该贪还是贪。
    可刚才这桩小事，看似不过是田沟边几根木桩歪了、几条丈量绳换错了，鸡毛蒜皮都算不上。
    偏偏就是这么一件小事，把县吏的本事，明明白白摆在了他们面前。
    他会看水势。
    知道沟渠偏半尺，夏汛一来，冲坏的不是泥土，而是一片田、一季粮。
    他会查册子。
    工棚册、器具牌、工段记录，一层一层往上扣，没靠威吓，也没靠拍桌子，就把责任查了出来。
    他会问责任。
    谁领绳，谁定桩，谁换器具，谁偷懒，每一句都问在点上。
    他会按章程处置。
    扣工分，重做工段，追回器具牌，重新登记，不多罚，也不少罚。
    更重要的是——
    他没有把那个叫刘三的民夫往死路上逼。
    刘三犯错，该罚。
    可家里缺粮，也给了义仓报备的路子。
    这不是妇人之仁。
    这是治理。
    孙伯庸心头暗自一震。
    他在都察院多年，见过无数地方案卷。许多所谓清正官员，最爱拿严刑峻法立威。一个民夫偷懒，动辄枷号示众；一个小吏错账，轻则革职，重则下狱。
    看似雷霆手段，实则只是在逼底下人造假，逼百姓怨恨官府。
    可县吏方才的处置，既立了规矩，又留了活路。
    罚得清楚，救得也清楚。
    孙伯庸忽然觉得有些荒谬。
    一个无功名、无品级、三次科举不中的小吏，竟在田埂泥沟边，给他这个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地方治理课。
    他盯着那排重新拔起的木桩，脸色有些复杂。
    他想挑刺。
    他当然想挑刺。
    军法司快审，工分册折粮，技院出身小吏主办工役……这里头随便哪一条，放到盛州朝堂上，都足够引起一场廷议。
    可偏偏，眼前这条沟若按对方的办法重修，水会顺利流进田里。
    而若按旧例慢慢呈报、批复、核验、再派人来量，恐怕等文书走完，夏汛都来了。
    一个小吏尚且如此，那护国公林川……
    孙伯庸想到这里，心头竟不由自主地一沉。
    县吏处理完西沟的事情，这才忽然想起两位朝廷大员还站在旁边。
    他脸色一白，赶紧拍了拍手上的泥，转身快步走回来，躬身拱手。
    “下官失礼，让二位大人见笑了。”
    孙伯庸看着他。
    他的鞋面上沾满了泥，袍角也溅了泥点，方才蹲下查看木桩时，袖口还湿了一截。
    这副模样，连仪容不整都算得上。
    可孙伯庸此刻却没有半分嘲笑的意思，摆了摆手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    县吏忙道：“回孙大人，下官许怀谷。”
    “怀谷。”
    孙伯庸念了一遍，淡淡道：“名字倒像读书人。”
    许怀谷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家父起的，他老人家盼我中举。”
    周行简看了他一眼。
    “你父亲如今可还在？”
    许怀谷低下头：“前年病没了。”
    “那时候下官第三回落榜，家里已经拿不出钱供我继续考了，家父临走前还念叨，说我没出息，三回都不中，丢了祖宗的脸。”
    田埂边的风吹过来，孙伯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扎了一下。
    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读书人。家里几亩薄田，几个兄弟勒紧裤腰带供一个人读书。
    若中了，鸡犬升天。
    若不中，便是一家人的债，一辈子的笑话。
    科举是寒门唯一的路。
    可这条路，窄得像一根独木桥。
    桥上站着世家子弟、书院名师、门生故旧、乡党人脉，真正一无所有的寒门子，哪怕拼尽全力，也未必能挤过去。
    挤不过去，就摔下去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
    许怀谷继续说道：“后来青州技院招人，家母听人说，只要会认字、会算数，便能去试试。她把家里两亩薄田押了，凑了路费，送我去青州。”
    他抬起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    “她说，读书读不出名堂，那就学点能吃饭的本事。总不能一辈子让人戳脊梁骨。”
    周行简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你娘就不怕你去了又白费？”
    许怀谷笑了一下，笑容有些酸涩。
    “怕啊。”
    “她送我出门时，把家里最后两个鸡蛋煮了给我带着。走到村口，又追上来塞给我三十个铜钱，说若实在学不会，就别硬撑，回来种地也成。”
    “后来下官在技院第一次月考，算学拿了甲等，先生把名字贴在墙上。”
    “我托人给家里捎信。”
    “我娘不识字，听人念完，在村口哭了一场。”
    “再后来，下官进了青州府衙度支房，当书办。虽然不是官，可每月有俸米，年底有考课。做得好，先生会夸，府衙会记功。”
    “这次公爷调人来长安，下官被选上了，月俸还多了一两银子，我娘托人捎话，说邻里如今都改口了。”
    “改口叫什么？”
    “不叫我落第鬼了。”
    许怀谷顿了顿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又忍不住挺了挺背。
    “叫我许吏员。”
    这三个字落下，田埂边忽然安静了一瞬。
    远处修沟的号子声还在，孩子提水的笑闹声还在，泥水从沟底缓缓流过的声音也还在。
    可孙伯庸心里，却像是被重重敲了一下。
    许吏员。
    这个称呼，连朝廷正式品官都算不上。
    可对许怀谷这种人来说，这三个字，已经足够把他从泥里拉起来。
    足够让乡邻改口。
    足够让一个病死前都觉得儿子没出息的父亲，在九泉之下少一分遗憾。
    足够让一个押了两亩薄田的老母亲，直起腰来做人。
    孙伯庸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    他忽然明白，林川这套吏治为什么可怕了。
    奏疏上的那些大话，根本不重要；“西北特别治区”这六个字，也根本无所谓；甚至先行后报、独立选官、三方查账、禁军入驻这些朝堂上吵得天翻地覆的规制，此刻在他眼中，都不过是林川故意要摆出来的棋子。
    它们的作用，都是为了让朝堂百官们争吵，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    而真正可怕的，是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地方，新政的根，已经悄然地，深深地，扎进了西北。
    这新政的根系，就是许许多多像许怀谷一样的、没有走过科举独木桥的、被士族放弃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吏。
    他们过去全被堵在了官场门外。
    可他们读过书，会写字，会算学，也懂百姓疾苦。
    往日里，他们没有功名，便永远只能替别人抄册子、跑腿、背锅，他们的才干，被旧制压在案房角落里。
    而现在，林川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。
    哪怕只是一条缝，也足以让无数人拼了命往里挤。
    周行简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。
    他看着许怀谷，假装随意地问道：
    “许怀谷，像你这样的人，长安还有多少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