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卫国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想起另一个人的眼睛，那个在桄榔林边上，念完诗后问：
    先生，写得怎么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人，一样的眼神。
    “这个不重要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泥，
    “你叫什么？”
    “梁令瓒。”
    少年也站起来，朝他拱了拱手，动作很规矩，但眼神还黏在地上的那张星图上，
    “先生贵姓？”
    “张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说，
    “那边木匠铺子的。”
    梁令瓒点点头，注意力又回到了星图上。
    他重新蹲下去，用树枝把张卫国画的那个叉描了一遍，然后在旁边端端正正地加了一个小注：
    “张匠人云，有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站在旁边，看着那行字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    他说的是我见过，到了这个少年的笔下，就变成了张匠人云。
    不是怀疑，不是否定，而是认认真真地把一个陌生人的说法记下来，哪怕对方只是个木匠。
    “你家住哪儿？”
    张卫国问。
    梁令瓒抬起头，这才发现那个姓张的木匠还在。
    他指了指东边：
    “平康坊，最东头，门口有棵歪枣树的就是。”
    说完又低头开始画。
    张卫国转身走了。
    他没问梁令瓒为什么一个人蹲在市集里画星图，也没问他家里是做什么的。他不需要问。
    那些事，以后会慢慢知道。
    三天后，张卫国住进了梁家。
    梁家在平康坊最东头，门口果然有一棵歪脖子枣树。
    院子不大，三间正房，两间厢房，正房东头的墙上开了一个洞，支着一根竹筒。
    张卫国一开始没看懂那是干什么用的，后来发现那是梁令瓒的天文观测器。
    用竹筒对准天上的星辰，通过筒口的位置和倾斜度来估算星体的方位。
    “就这？”
    张卫国站在那根竹筒前，忍不住说了一句。
    梁令瓒站在他旁边，有点不好意思：
    “铜管太贵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没再说什么。
    第二天，他去了木匠铺子，挑了一根上好的枣木，锯成两半，中间掏空，内壁用细砂纸打磨得光溜溜的，再把两半合在一起，外面箍了一圈铜皮。
    做出来的新窥管，长三尺，内径两寸，比那根竹筒不知道强了多少。
    梁令瓒捧着那根窥管，看了半天，忽然扭头问他：
    “张叔，你怎么知道窥管应该怎么做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正在收拾木屑，头也不抬：
    “木匠活。”
    梁令瓒半信半疑，但没追问。
    他不是那种会追问的人。他更擅长的是埋头干活。
    从那天起，张卫国成了梁家的长工，名义上是打杂的，实际上什么都干，修房子、做家具、给灶房挑水。
    梁家的人口简单，梁令瓒的父亲早逝，母亲陈氏是个清瘦沉默的妇人，靠给人浆洗衣裳和做些针线活，维持着这个家。
    她看着张卫国的眼神，带着一种穷人家对帮手的感激，什么也没多问。
    张卫国也不解释。
    他每天早上起来，先去灶房把水缸挑满，然后修理院子里的篱笆、桌椅、门轴梁家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坏的，修都修不完。
    下午，梁令瓒从司天台回来，两人就在院子里，一个磨木料，一个算数据，偶尔说两句话。
    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半年。
    梁令瓒在司天台当了天文生，正八品。
    一个月的俸禄，买米够吃，买书不够。
    他不敢问母亲多要一文钱，所有的俸禄都交了家用，自己连一张像样的算纸都用不起，常常在废弃的公文背面演算。
    那天傍晚，张卫国从外面回来，梁令瓒正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，借着最后一缕天光，在一张旧纸的背面写写画画。
    “吃饭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把一碗粟米粥放在他旁边。
    “等一下。”
    梁令瓒头也不抬，
    “这个入宿度不对，差了半度，为什么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没催他。
    他在旁边的石墩上坐下，掏出随身带的木头和刻刀，开始一下一下地削。
    那是一个半成品的星盘，木料是老槐木，纹理细密，色泽温润，握在手里有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    他在盘面上刻出二十八宿的刻度线，每一刀的深浅都均匀得像是量过。
    梁令瓒抬起头，看了一眼他手里的东西，愣住了。
    “张叔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    “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    梁令瓒放下手里的笔，走过来站在他旁边，看着那面半成品的星盘。
    他的眼神从漫不经心慢慢变成了专注，然后又从专注变成了惊讶。
    “这些刻度……”
    他伸出手指，沿着二十八宿的轨迹描了一遍，
    “跟司天台的赤道环刻度几乎一样，你怎么会刻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手上不停：
    “干木匠活，见得多了。”
    梁令瓒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    他不是个容易被说服的人，但也不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。
    他只是用那双黑亮的眼睛看着张卫国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
    “张叔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    张卫国停下手里的刻刀，抬头看着他。
    “木匠。”
    梁令瓒看着他那张平淡无奇的脸，又看了看他手里那只精密度堪比天文仪器的星盘。
    他没再追问，只是把这个疑问放在了心里。
    就像他在星图旁标注，张匠人云，有一样，不确定的事，就暂时放在那儿，以后再说。
    开元四年春天，梁令瓒干了一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。
    他上了一道奏疏，请求工部拨款重铸浑仪。
    司天台那架浑仪，是太宗贞观年间铸造的旧物，到如今已经用了将近百年。
    铜锈斑驳，刻度磨损，赤道环和地平环之间的咬合松了，观测的时候要用手扶着才不会晃动。
    这架浑仪，全司天台二十多名天文生、司历生、灵台郎，年年都在抱怨，但没有一个人想过要上书请求重铸。
    因为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
    重铸浑仪，不是换一个铜盆换一把刀。
    那是国之重器，是观天测象的根本。
    一架浑仪，涉及铜料数千斤，白银数百两，工匠数十人，工期动辄一年以上。
    上书请求重铸，就要向户部要钱，向工部要匠，向刑部要铜。
    铜在唐朝是铸钱的原料，管制极严，每一斤铜的去向都要有明文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