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声音很轻，像说给自己听的：
    “他小时候，我抱过他。白白净净的，眼睛又大又亮。”
    “我给他起小名叫石头，想让他皮实点，好养活。可他怎么就没皮实起来呢？”
    他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
    “他娘把他惯坏了。从小要什么给什么，舍不得打舍不得骂。我跟嫂子说，别太惯着，她不听。”
    “她说，他就一个儿子，不惯着谁惯着？”
    他看着碗里的酒，眼神空洞洞的：
    “后来他做官了，我还是不放心，隔三差五让人去打听。”
    “打听了也没用，他瞒着我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”
    他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。
    “我让人去抓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喝酒。看见那些人进来，他愣了愣，然后笑了。他说，叔还是知道了。”
    包拯放下碗，双手捂着脸。
    张卫国看见，他的肩膀在抖。
    “张先生，”他说，
    “你说，我这辈子，到底图什么？”
    张卫国看着他，想了想，说：
    “图个心安。”
    包拯愣了愣。
    “你做了你该做的，心里就安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说，“不安的是人情，可人情和公义，从来不是一回事。”
    包拯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那笑容很短，很淡，带着说不出的疲惫。
    “张先生，”他说，
    “你这人说话，有时候真让人没法接。”
    “那就别接。”
    张卫国又给他倒满酒，
    “喝。”
    两人碰了一下碗，一饮而尽。
    窗外，月亮升起来了。月光透过窗纸，照在两个人身上，照在那两个空碗上，一片清辉。
    包勉的事过去一个月后，包拯收到了嫂子的信。
    信是托人带来的，没封口，就那么折着。包拯拿到信时，手抖了一下。
    他把信放在案上，看了很久，才打开。
    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：
    “希仁，嫂子回去了。家里都好，勿念。”
    “包勉的事，我不怪你。你做的是对的。可嫂子心里疼，你得容我疼。”
    “往后过年，别来了。等我缓过来，我去看你。嫂子。”
    包拯看完，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里。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张卫国。
    张卫国坐在那儿，没动。
    过了很久，包拯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：
    “她说她不怪我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没说话。
    “她说往后过年，别来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还是没说话。
    包拯转过身，看着他。那张黝黑的脸上，眼眶微红，但没有泪。
    “张先生，”
    他说，
    “你说，她什么时候能缓过来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想了想，说：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    包拯点点头，又转回身，看着窗外。
    窗外，天阴着，要下雨了。
    嘉佑六年春，包拯收到消息：嫂子病故。
    来人说是年前就不太好了，一直瞒着，不让告诉包拯。
    等发现不行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    临终前，她拉着邻人的手，说：
    “告诉希仁，别怪自己。嫂子不怪他。”
    包拯听完，站在那儿，很久没动。
    张卫国陪他站着。
    后来，包拯转身，走进书房，关上了门。
    他在里头待了三天三夜，没出来。
    饭是张卫国送进去的，搁在门口，他端进去，又原样端出来，没动。
    三天后，他出来了。
    人瘦了一圈，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，但眼睛还亮。他站在院子里，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那棵老槐树，忽然说：
    “张先生，陪我喝杯酒吧。”
    张卫国陪他喝了。
    那天的酒喝得很慢，一杯接一杯，谁也不说话。喝到黄昏，包拯忽然说：
    “五年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看着他。
    “包勉死了五年，嫂子才走。”
    包拯说，
    “这五年，她一个人，怎么过的？”
    张卫国没说话。
    包拯端起碗，喝了一口，慢慢咽下去。
    “她说她不怪我。可她不让我去过年。
    她知道我看见她会难过，她也知道她看见我会难过。我们俩，就这么隔着，五年。”
    他看着碗里的酒，声音越来越轻：
    “最后她死了，我都没见上一面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沉默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说：
    “她让你别怪自己。”
    包拯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    “那你怪不怪？”
    包拯抬起头，看着他。夕阳照在他脸上，那张黝黑的脸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，不是悲伤，不是悔恨，只是一片平静，像冬天的湖面。
    “不怪。”他说，“我做了该做的。她做了该做的。包勉……也做了他该做的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看着他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    这个人，不是不难过。他是把难过咽下去了，化成别的东西。化成那个家训，化成那些奏章，化成那一桩桩铁面无情的案子。
    这就是包拯。
    他把所有的柔软，都藏起来了。藏得那么深，深到连自己都找不着。只有在酒后的深夜，只有在张卫国面前，才偶尔露出一角。
    可那一角，已经够了。
    嘉佑七年春，包拯病了。
    起初只是咳嗽，他没当回事。
    张卫国去给他送药，他还说：
    “小毛病，吃两剂就好了。”
    可两剂吃完，没见好，又吃两剂，还是咳。
    张卫国开始觉得不对了。
    那天他去府衙，包拯正在批公文。他坐在那儿，脊背挺得笔直，脸色却不大好看，灰扑扑的，眼窝陷得更深了。
    “让我把把脉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说。
    包拯伸出手，眼睛还盯着公文。
    张卫国搭上脉，心往下沉。
    脉象浮大而空，是虚阳外越的征象。
    通俗点说，就是底子掏空了，油尽灯枯的前兆。
    “多久了？”他问。
    包拯抬起头：
    “什么多久？”
    “这咳嗽，这没精神，多久了？”
    包拯想了想：“两三个月吧。”
    “两三个月你不早说？”
    包拯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淡：
    “忙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没说话，收了脉枕，开始写方子。
    写完了，往桌上一放：
    “这方子，一天一剂，连吃七天，七天之后我再来。”
    包拯点点头，又低下头去看公文。
    张卫国站在那儿，看着他。
    烛火映在那张黝黑的脸上，那脸上的纹路，比几年前深多了。
    鬓角的白发，也比几年前多了。
    他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又咽了回去。
    转身走了。
    走到门口，包拯忽然叫住他：
    “张先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