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血色七杀碑》第一卷《重阳碑》
    第二十章 冷茹冰无意失银元 金娃子有志去读书
    第一百零八回 冷茹冰无意失银元 金娃子有志去读书（6）
    中师的第一个学期过得飞快。仿佛昨天才背着包袱走进校门，一转眼就到了期末。这几个月里，我学会了写教案、设计课堂活动，学会了在黑板上写端端正正的粉笔字——开头那几个星期，粉笔灰落得满袖子都是，手指头磨出了薄薄一层茧，学会了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面前保持镇定。陈老师说，一个老师在讲台上最大的本事不是滔滔不绝，而是让台下的人愿意听他讲。我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的第一页，在旁边画了一个圆。
    音乐课依然是我的短板——老师已经放弃纠正我的音准了，只是每次轮到我唱音阶的时候，会提前把钢琴盖合上，然后温和地说“甄金同学，你跟着大家一起唱”。刘二娃对此幸灾乐祸了整整一个学期，直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他的体育课百米跑没能及格，需要补考，才终于闭嘴。补考那天早上，他在操场上跑了三圈热身，结果岔了气，捂着肚子蹲在跑道边上直哼哼。我在旁边给他递水，说你要是补考还不过，下学期的体育课就得重修了。他咬着牙站起来，说为了鸡腿也得过——食堂的红烧鸡腿，每周三才有。
    美术课的老师姓周，是个从省城美院毕业的年轻人，留着一头长发，穿牛仔裤，在校园里走路的时候总是夹着画板。他特别欣赏我画的圆，说我“手腕的控制力很好，线条干净利落”。有一次课间，他问我跟谁学的画圆，我说跟我堂兄学的——他徒手画出来的圆比圆规还标准，我在他黑板上画了三年辅助线，学会了怎么控制手腕的弧度。周老师听了很感兴趣，说有机会想去重阳镇见见你堂兄。我说随时欢迎，我堂兄还会吹箫，你俩说不定能在东山顶上合奏一曲。周老师哈哈大笑，说你堂兄这人不简单——能画圆还能吹箫，文武双全。他说完在自己的速写本上画了一个圆，拿给我看，问我画得怎么样。我看了一眼，说线条有点抖，圆心偏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递给我，说送给你，留个纪念——这是我画得最差的一个圆。
    专业课里，我最喜欢的是教材教法。这门课的老师姓陈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，短发，说话声音不大，却有一种让人静下来听的力量。她从不点名批评谁，只是在每次模拟讲课之后，用红笔在评分表上写一行字——或是一句鼓励，或是一条建议。她每次上课都会让我们轮流上台模拟讲课，讲的内容从小学一年级的识字课到六年级的课，五花八门。轮到我讲的时候，我选了一篇课文——《我的家乡》。我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古驿道，画了两块并肩而立的石碑，画了一棵大榕树和一个冒着热气的茶馆。然后我转过身来，对着台下几十张脸，说：“我的家乡叫重阳镇，镇上有个八宝琉璃井，井水泡茶最好喝。镇上有块无字碑，碑上本来没有字，等了五十多年，终于刻上了一个字——‘家’。”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陈老师带头鼓起了掌，说我讲得有感情，不像是在讲课，倒像是在讲故事。她在评分表上写了一行字，递给我。我低头一看——“真情实感，是最好的教案。”
    放假回家那天，刘二娃和我一起坐班车。他的百米跑补考终于过了——虽然只比及格线快了零点三秒，但过了就是过了。他心情特别好，一路上把泡泡糖嚼得啪啪响，还把糖纸折成了三只纸鹤，分别代表“鸡腿”“及格”和“回家”。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着，窗外的风景从县城的厂房变成了山林，又从山林变成了农田。过了重龙大桥，远远就看见铁马桥头那把旧藤椅——龙驷爷爷还坐在那里，手里拄着黄杨木拐杖，眯着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。班车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他朝车窗这边看了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像是在跟一个熟人打招呼。刘二娃趴在车窗上说这老头怎么天天坐在这儿，我说那是龙驷爷爷，铁马桥的舵爷，中考的时候他发过江湖令——方圆二十里的地痞流氓都跑光了。刘二娃瞪大了眼睛，说怪不得中考那几天街上那么清静。
    班车停在街口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那两块并肩而立的石碑。七杀碑上的裂纹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，无字碑上的“家”字被夕阳照得清清楚楚，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，虽然步子还不太稳，可已经能站住了。茶馆门口，我妈正弯着腰擦桌子，听见声音抬起头来，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，她也不捡，就那么快步走过来，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。她伸出手，在我脸颊上轻轻捏了一下，手指上有洗洁精的味道。“瘦了。在学校没好好吃饭吧？食堂的菜不合胃口？”
    月生伯伯从灶房里探出头来，围裙上沾满了面粉。他正在帮老钱头擀面皮，准备包饺子。“金娃子回来了！正好，今晚吃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——你最爱吃。”他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搁，走出来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，手上的面粉在我肩头印了一个白白的手印，“怎么样，中师生活还习惯吗？有没有被老师罚站？”
    我正要说音乐课上的糗事，忽然看见东西哥抱着一个襁褓，从屋里慢慢走出来。他的头发比以前短了些，整齐地向后梳着，怀里那个小襁褓里，露出一张小小的、红扑扑的脸。他的眼睛通红，像是熬了好几夜没睡，可嘴角却弯着，弯得比任何时候都深。雨萍姐姐跟在他身后，系着一条碎花围裙，围裙上沾着奶渍和面粉印子，头发比生孩子前剪短了些，脸上的笑容却很亮堂。她走到东西哥旁边，伸手把襁褓的被角掖了掖。
    “金娃子，回来啦。”东西哥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婴儿，轻声说道，“这是你侄儿，刚满月。名字还没取，等你回来一起商量。”
    我走过去，低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暖意。小家伙眯着眼睛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较劲。我伸出手，轻轻碰了碰他的手指头，那手指头细得像火柴棍，可攥人的力气却很大，一下子就把我的食指攥住了。他的手心热乎乎的，像是攥着一颗刚出锅的汤圆。
    “他叫什么？”我问。
    “还没取呢。”雨萍姐姐从东西哥身后探出头来，“你东西哥说了，要等你回来一起商量。他说你是咱们家第二个老师——这孩子的名字，得让你也出出主意。你是教书的，取的名字有文化。”
    我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那张小脸，忽然笑了。“那就叫‘甄圆’吧。不是圆规的圆，是团圆的圆。”我伸出手指，让婴儿攥着，声音放轻了些，“他太爷爷等了五十多年才回到家，在无字碑上刻了个‘家’字——还有什么比团圆更重要的？而且圆形的几何性质是最完美的—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它都是一样的。希望这孩子将来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，走到哪儿都不忘本。”
    东西哥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婴儿，又抬头看了看我，推了推眼镜，嘴角轻轻弯了一下。那笑容很轻，可夕阳照在他脸上，把那笑映得清清楚楚。他把这个名字轻声念了一遍，像是在品一杯刚泡好的茶，让茶香在舌尖上慢慢散开。“甄圆。好名字。就叫甄圆。”雨萍姐姐在旁边也跟着念了一遍，眼角弯弯的，伸手在婴儿的小脸上轻轻刮了一下。“圆圆——这个小名也好听。”
    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茶馆堂屋里吃饺子。饺子是老钱头包的，馅儿是雨萍姐姐调的——韭菜切得细细的，鸡蛋炒得碎碎的，还加了一点点虾皮提鲜——味道好得让人恨不得把舌头吞下去。刘二娃也留下来蹭饭，一个人吃了三大碗，撑得靠在椅背上直哼哼，说这饺子比他妈包的还香，他妈要是知道了非生气不可。月生伯伯端着酒杯，站起来敬了甄贤公公一杯。他说阿爷，您回来那天在无字碑上刻了个“家”字，今天金娃子给东西的儿子取名叫“甄圆”——咱们家，这就算团圆了。甄贤公公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没有说话，可眼眶微微泛红。他放下酒杯，伸手在月生伯伯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那只手很瘦，可拍在肩上的力道却很稳。
    甄贤婆婆坐在旁边，手里抱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生命。她低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轻轻地晃着身子，嘴里哼着一首很老很老的歌。堂屋里安静了下来，连刘二娃都放下了筷子。
    我仔细听了听，是那首《爬山豆》。
    “爬山豆儿叻，叶叶长，爬壁爬墙啥，牵我娘。娘又远啰路又长，哥哥留我过端阳……”
    她哼得断断续续的，有几个音已经不太准了，牙齿不太关风的缘故，有几个字含糊着滑过去了。可那调子还是那个调子，温柔得像月光洒在青石板街道上，像八宝琉璃井的水漫过井沿，像所有值得等的东西终于等到的那一刻。她哼完了最后一句，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婴儿，婴儿已经睡着了，小嘴微微张着，呼吸均匀而轻缓。她把婴儿轻轻放在雨萍姐姐怀里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，说了句“长得像他太爷爷”。甄贤公公在旁边听见了，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，这次嘴角是弯着的。
    那天夜里，客人们都散了，刘二娃打着饱嗝回了家。我一个人走出茶馆，走到了街口的无字碑前。碑上那个“家”字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，笔画边缘的石屑已经被风吹净了，字迹显得更加清晰。七杀碑站在旁边，像一个沉默的老朋友，碑上的七个“杀”字被月光洗得发白。
    我从兜里掏出那枚银元，放在手心里。月光照在银元上，把边齿上那道划痕映得清清楚楚。我把它翻过来，又翻过去，手指沿着圆形的边缘缓缓移动。银元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，像一个微缩的月亮，又像一个还没画完的圆。
   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，种下了属于自己的庄稼。东西哥种的是几何——在黑板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圆，把学生一个一个地送出重阳镇。三表哥种的是试验田——用两拃半的间距，验证了阿爷一辈子的经验。甄贤婆婆种的是等待——等了五十三年，等到了丈夫回来，等到了无字碑上刻上那个“家”字。甄贤公公种的是归来——从台湾到香港，从香港到深圳，从深圳到重阳镇，走了大半辈子，终于走回了家。雨萍姐姐种的是日子——那些糍粑、回锅肉、深夜里攥着输液管的手，还有刚满月的甄圆。茹冰表哥种的是悔悟——那个被他卖掉又赎回来的银元，让他明白了什么叫“传家”。冷姑爷种的是立体农业——玉米地里套种辣椒，高杆作物下面爬着南瓜藤。茹心表妹种的是课本——那些弯弯扭扭的英语字母，那本泛黄的《红楼梦》，那条从龙门镇到重阳镇的十八里山路。
    而我呢？我刚刚播下第一粒种子——那粒种子还在土里，还没发芽，可我知道它在那里，暖洋洋的，沉甸甸的，等着春天。
    （《血色七杀碑》之第一部《重阳碑》终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第二部《七杀碑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