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阿弥陀佛。”宏灵面现悲苦之色，道了一声佛号，“不知云公欲如何整改？”
    “禅师亦知，百姓大多贫苦，只是普通的生病受伤，或许就会导致一户家破人亡。”秦时轻叹，“他们要承担朝廷赋税，还要背负家庭重担，不应该再有其他人在他们身上吸血了！
    心灵上的慰籍并不能改变现实，百姓如果活不下去，就会造反。造反的人多了，天下就会大乱！
    隋末崩乱之景，禅师也曾亲眼目睹。这乱世对普通百姓太过残酷，山东之地，有多少原本人口稠密之地成了无人区？
    十户存一，存的也是那些世家大族！
    所以，对于新生的大唐，要想让国富民强，不再受突厥等胡虏所欺，便绝对不能再任由百姓随意出家！
    因此，整改的第一步，就是控制僧人的人数！
    我会上奏陛下，对天下僧人，严格施行度牒制度。私度者，不仅剃度之人与被剃度者都会受到重罚，寺庙同样会受到处罚。
    直接影响的就是能够获得的度牒数量，严重者，拆毁庙宇。
    已经出家之人，每三年参加一次考核，考核不通过，强制还俗。世人需要明白，寺庙，不是避难所！
    第二，寺庙的经济需要受到管控，庙宇、寺田的规模必须受到限制，不得放贷、兼并。
    并且，香众给到寺院的香火钱，除开寺院日常所需与维护所用之外，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。
    既然已经是出家人，就别再想什么锦衣玉食了。一碗饭、一件衣、一舍房屋，足矣！
    百姓们见到僧人的日子艰难，对佛的信仰也会更真挚。那些想通过出家来逃避责任的人，也会少上许多。
    第三，提倡“农禅并重”，僧人亦需参与生产，自食其力。如禅宗有言，‘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‘。”
    “云公之志，非为一寺一僧，乃为天下苍生与佛法慧命，贫僧敬佩。”宏灵轻声道，“但此路艰难，必遭巨大阻力。”
    “大唐需要的是研习精义、持戒修身、以善行教化乡里的真僧人，而非逃避赋役、囤积财富、蛊惑人心的假和尚。”秦时语气坚定。
    “若佛教能自查自清，限制规模，将资源更多用于民生所需，并接受朝廷之管辖，则佛教可存，可兴。若不能……” 秦时目光如炬，未尽之言，寒意凛然。
    宏灵禅师沉默良久，心知秦时已经做出决断。即便当今天子不允其策，待到新帝登位，也会加以实施。
    届时，只怕佛门受到的打击将会更大，真正发展成为“灭佛运动”，也未可知。
    想到这里，宏灵最后长叹一声，“云公欲以力正法，正是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。贫僧……受教了。
    佛门清净地，确不该成藏污纳垢、损耗国本之所。
    贫僧残年，或可尽些绵力，梳理经典，倡导清修，约束门下。然天下寺院众多，恐非一人之力能回天。”
    秦时闻言起身说道：“风气之变，自上而始。大兴善寺乃皇家寺院，天下瞩目。
    禅师若愿做此表率，整顿寺务，上报朝廷，则为天下僧侣之幸，亦为佛教存续之机。 至于其他……自有国法纲常。”
    宏灵禅师将秦时送至禅房之外，“云公之前路，血火相伴。然心底一点慈悲光明不灭，终将照见彼岸。他日若觉心扰，不妨再来此静室一坐。”
    “多谢禅师。”
    ……
    武德七年，九月十五，大朝会。
    在处理完与突厥等国的外交之事后，天策府长史、检校左翊卫大将军、云国公秦时向天子上《请正释教疏》。
    内中阐述了当今的佛门，在国本民生层面：
    大量百姓剃发出家，逃避赋税徭役，导致国家财政与劳动力流失；寺庙兼并土地、聚敛财富，进一步加剧民生疾苦，损耗国家根基等核心弊端。
    在伦理思想层面：
    以佛教“背亲出家“乃是“以匹夫抗天子”，违反了儒家以“忠孝”为核心的思想。冲击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，不利于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。
    现实治理层面：
    隋末战乱后，佛门乱象未除，僧人良莠不齐。部分人借宗教之名蛊惑人心、干预政事，希望通过限制佛教，强化朝廷对社会的管控。
    并附上整改之策：
    第一，施行严格的度牒制度。
    第二，控制寺庙财产。
    第三，僧人当自食其力。
    第四，回归经典，强调“心性修行”和“社会责任”，批判奢靡迷信之风。
    秦时的奏疏言辞剀切，掷地有声，当庭宣读之际，满殿文武哗然。
    李渊不置可否，却令人将奏疏递与三品以上大臣传阅。
    朝堂之上，立时分为两派。
    太仆卿张道源出列叩首，高声赞道，“云公所言，字字切中时弊！佛门滥觞，耗国损民，若不整饬，国本将倾。臣附议！”
    话音未落，中书令萧瑀已愤然起身，袍袖翻飞，“荒谬！佛法劝人向善，化导万民，乃社稷之辅！云公欲以严法苛禁加诸佛门，是欲绝圣人之教，乱天下之心！臣以为不可！”
    萧瑀出身兰陵萧氏，乃是“萧菩萨”萧衍的直系后人，家族素有崇佛传统。他本人笃信佛教，视佛陀为“圣人”。
    一众崇佛的官员亦纷纷附和，言称度牒考核易失公允，农禅并重悖逆沙门清规，更有甚者，直言秦时此举，堪比北周武帝灭佛之行，恐遭天谴。
    而御史台、户部官员则多颔首赞同，户部尚书唐俭朗声道，“近年寺田兼并愈烈，天下良田近三成入沙门之手。
    百姓无田可耕，赋税无着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
    云公之策，实乃国之良策！”
    支持秦时的人中，当属太史令傅奕最坚定，他甚至在秦时《请正释教疏》的基础上，改“正”为“除”。
    “佛教来源于西域，其教义荒诞且距离中原遥远，汉人翻译西域的经书时，任由其虚假编造。
    因此导致一些人不忠不孝，剃去头发对君主和父母行揖礼；还有些人游手好闲，换上僧服逃避租税徭役。他们传布妖书，宣扬邪法，虚假地开启‘三涂’（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）之说，错误地张扬‘六道’轮回之论，恐吓愚昧之人，欺骗平庸之辈。
    天下百姓大多缺乏见识，不探究佛教的根源，轻信其虚假欺诈之辞。
    人们追悔过去的罪过，凭空谋求未来的福报：布施一文钱，就希望得到万倍的回报；持斋一天，就企图获得百日的口粮。于是让愚昧迷惑之人，妄求功德，不怕法规禁令，轻易触犯法律。
    还有些人犯下邪恶叛逆之罪，身陷法网，才在狱中礼佛，口诵佛经，昼夜不停，希望免除罪责。
    况且生死寿夭，由自然规律决定；刑罚、恩德、权威、福禄，由君主掌控。
    而愚昧的僧人却虚假编造，声称贫富贵贱都是佛陀安排的。这是窃取君主的权力，擅自掌控自然的力量，其危害朝政，实在令人痛心！”
    最后，请求李渊下令，革除天下寺院，令所有僧众强制还俗，严令民间传播佛家经典……
    秦时看着傅奕，心中十分无语。
    这就是所谓的猪队友！
    傅奕的观点在秦时看来是十分正确的，但是他所求的“灭佛”实在不现实。他严重低估了宗教对人心的腐蚀程度。
    他的提议，只会导致萧瑀等崇佛的官员更加坚定且团结的反对，很可能会让自己的计划都功亏一篑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