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自觉地退开了几步，没人往前凑。
    赵天亮想跟进去听听，走到门口又停住了，在门外晃了两圈，挠了挠后脑勺，转身去招呼那帮还在伸脖子张望的兄弟们，把他们都往后赶了赶，嘴里说：
    “走走走，别围着，有啥好看的。来帮我装麻袋来。”
    屋里，关大爷把人参重新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。
    那张旧桌子原本堆着几本发黄的账本，他先把账本推到一边，又拿袖子擦了擦桌面，才把那几层布重新垫好。
    他坐在板凳上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。
    外头院子里嘈杂的人声隔着门板传进来，朦朦胧胧的，倒衬得屋里格外安静。
    “小伙子，我也不跟你打哑谜。这参你也看见了，正宗的野山参，长白山西北坡老林子里出的，那地方一般人根本摸不到，悬崖峭壁上长的。六匹叶，正宗的百年参。
    重九两七钱......你掂掂这个分量，这个重量的参，别说在咱们省，就是整个东北你打着灯笼也不好找。
    上次有个专程从南方跑过来收参的老客跟我磨了整整一天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出价一千三我都没松口。
    我在这片山上跑了快六十年，像我这样的老把头，整个公社也就剩我一个了。
    这样的参我一共就遇见过两回——一回是我十八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，那棵比这棵小多了，也就五匹叶，卖了换了一头牛。
    后来那头牛养了十年，给我们家拉了十年的犁。”
    他停了停，用那双浑浊的老眼认真地看着张建军，
    “你是个实在人，我也就不多要你的，就按当年那个价，一千三。你这里要是还有什么粮票布票棉花票啥的，能给我换一些就更好了——咱们这地方就缺这个。钱是好东西，可有时候钱不如票好使。”
    一千三。张建军在心里头默念了一遍这个数字，差点没绷住。
    一千三百块钱——这在六八年是什么概念？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二三十块钱，不吃不喝攒五六年才攒得出来这个数。
    在乡下，这个数目能直接盖三间新瓦房，还能剩不少。
    可这棵参放在后世，那是有价无市的东西。
    别说一千三，就是后面加三个零、四个零，在真正懂行的藏家眼里那都不叫事儿。
    百年野山参，六匹叶，重近十两——这在参行里叫什么？
    叫宝。货真价实的宝。
    买到就是赚到，赚到的不只是钱，是命。
    这样一棵参放在家里，关键时刻是真能吊命的——人在鬼门关上转悠的时候，切一片含在嘴里，能多撑好几个时辰。
    他脸上没露出什么表情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语气平淡但诚恳：
    “老爷子，就按您说的价。一千三，我再给您加三十斤全国粮票、十尺布票、五斤棉花票。您看行不？”
    关大爷明显愣了一下。
    他那只满是老茧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半晌没放下来。
    他本以为这小伙子至少会还个价，或者找点理由往下压一压——毕竟一千三不是小数目，别说还价，就是让一般人当场拿出这么多现金都不容易。
    没想到对方不但不还价，还主动给他加了票。
    要知道这些票在乡下有多金贵——有了布票才能买布做新衣裳，有了棉花票才能絮新棉被。
    这些票到了他手上，就是实打实能拿到供销社换东西的硬通货。
    他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眼睛里的防备和审视终于彻底化开了，变成了实打实的感激。
    他伸出手在张建军的手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，那手劲大得跟铁砂掌似的，拍得张建军手背都有点发麻：“行！行！你这小伙子，敞亮！我没看错人！”
    两人在屋里把交易办完了。
    张建军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...实际上是借着包的掩护从空间里...拿出一沓子钞票和粮票布票棉花票。
    钞票是新崭崭的，票面挺括，在手指间翻动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哗哗声。
    他当着关大爷的面一张一张数给他看，每数一张都报个数，数完了又倒过来让关大爷自己数一遍。
    粮票是崭新的全国粮票，上头印着天安门的图案；布票有十尺的也有五尺的，张建军凑了十尺整；棉花票五斤，票面红彤彤的，盖着供销总社的红戳。
    关大爷接过钱票的时候手都在发抖——那双手面对过熊瞎子都没抖过，可现在抖得跟筛糠似的。
    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同时放在自己手里。
    他把钱票一张一张捋平了，把四个角对得整整齐齐的，用那块原本包人参的白布重新包好，塞进棉袄最里头的暗兜里。
    那个暗兜是他老伴给他缝的，位置在心口往下一点，平时放个零钱什么的，现在塞得鼓鼓囊囊的。
    他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个别针，仔仔细细地把兜口别上了，别了两道。
    然后他把那个坛子连里头的石灰、草木灰一起推给张建军，说这些都是他专门配的，石灰能防潮，草木灰能防虫，这样保存人参放个十年八年都没事。
    他又叮嘱了几句保存的注意事项——不要放在太热的地方，不要见光，每隔半年把石灰换一次。
    张建军把他的话一字一句记在心里，把人参重新用那几层布一层一层包好，小心翼翼地放回坛子里，盖上红布，用麻绳重新扎紧。
    一切收拾妥当之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那间小屋。
    外头的阳光有点晃眼，院子里的人看见他们出来了，都很有默契地什么都没问。
    这是老规矩——买卖成了不问价，问了就是不懂事。
    王队长只是远远地朝他们点了点头，笑呵呵地问了句“都弄好了吧”，张建军点了点头，又走过去给他递了根烟。
    院子里的人知道没什么热闹可看了，也就三三两两地散去了。
    只有几个还没卖完山货的老乡又围上来，张建军把剩下的也都一并收了——有几捆干木耳，一袋子干猴头菇，还有一个小布袋的干山核桃，林林总总地加起来，这一趟收了将近满满两个麻袋的东西。
    傍晚的时候，太阳斜挂在西边，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墙和草垛都染成了橘红色。
    王队长本来想留张建军住一晚，说让媳妇炒两个硬菜，把家里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宰了炖上，再拿出去年冬天酿的苞米酒，好好喝一顿，明天再走。
    张建军推说赶路，时间紧，谢了他的好意。王队长也不好强留，便让赵天亮那帮小子架着生产队的牛车送张建军一程。
    那牛车是生产队拉粮食用的，车身宽大，车板子上还沾着碎草和玉米粒，两头老黄牛套在车辕上，慢吞吞地甩着尾巴赶苍蝇。
    赵天亮带着他那几个小兄弟三下五除二地把两个大麻袋抬上了车，又在上头铺了层干草让张建军坐得舒服点。
    张建军跳上车，背靠着那两大麻袋山货坐着。赵天亮和他的几个小兄弟坐在车沿上，腿耷拉在外头，一晃一晃的。
    牛车慢悠悠地往前走，车轱辘在土路上吱吱呀呀地响，老黄牛的蹄子踏在硬土上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。赶车的知青小刘嘴里叼着根草茎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吆喝着牛。
    一路上，张建军对大侄儿也没吝啬。
    他知道这帮知青在乡下日子苦——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才收工，吃的是大锅炖菜，菜里连个油星子都少见。
    他特意给他们留了些钱票，还有几包大前门。
    钱不多，但够他们改善一阵子伙食的，至少能在公社的供销社买点肉罐头、饼干啥的解解馋。
    在这个地方，烟就是硬通货，一包大前门能在知青里头换好几顿饭，能跟老乡换鸡蛋换蔬菜。
    赵天亮接过钱票和烟的时候，那个一向大大咧咧的小伙子眼圈居然有点泛红，嘴上却说：
    “小叔儿您这也太客气了，回头我爹知道了又得说我没出息，收人家东西。”
    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烟塞进棉袄内兜里，还在外头拍了拍。
    他那帮小兄弟也一个个嘴甜得很，围上来喊“谢谢小叔儿”，七嘴八舌地说“小叔儿下回再来我给你套兔子”，有的还拍着胸脯说要把他一直送到公社去。
    张建军摆摆手让他们别送太远，说到了公社大路口就停。
    牛车晃晃悠悠走了能有半个小时，到了公社旁边的大路口。
    张建军跳下车，把那两个大麻袋从车上卸下来搁在路边，又把赵天亮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嘱咐了几句：“关大爷那边你多帮我照看着点，那个叫汪昆的我看着不像省油的灯。他要是找关大爷的麻烦。”
    赵天亮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说包在他身上。
    张建军站在路边，对着那辆慢悠悠的老牛车挥了挥手。
    赵天亮他们几个坐在牛车上也朝他挥手，暮色里那几个绿军装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被土路两边的苞米地遮住了。
    牛车吱吱呀呀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暮色和炊烟里，只剩下一缕淡淡的尘土在晚风中慢慢飘散。
    等牛车走远了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    张建军左右看了看，确认四下无人，把两个大麻袋收进了空间里。
    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摸出根烟点上，叼在嘴上，抬头看了看天。
    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，西边的云彩被夕阳染成了一片深深浅浅的橘红和紫色，一层一层的，像是谁在天上打翻了颜料盘。
    他深深吸了口烟，把烟雾慢慢吐进晚风里，让风把烟从他嘴边扯走。
    空气里满是田野的味道——刚收割完的苞米地里飘来秸秆的清香，远处的村庄传来隐隐约约的狗叫声。
    他认准了往县城的方向，把大衣领子又竖了竖，迈步朝前走去。
    他走了大概不到二里地，脚步就慢慢放缓了下来。
    不是走累了，他体力好得很——是耳朵里听到了不该出现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的动静。
    身后的树丛里有脚步声，不是野兽的，是人的。脚步声很轻，像是刻意压着，可踩在干枯的落叶和松针上还是会发出细微的咔嚓声。
    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至少有三四个。他嘴角微微一扯，心里叹了口气。
    那个叫汪昆的，怎么可能善罢甘休。当时在院子里走得那么痛快，一句话都没多说，那就不对劲。
    要是他真认栽了，至少应该再磨叽几句才对——这种人最要面子，被关大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怼了一顿，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
    走那么干脆，那就是早就想好了后面的剧本，懒得在现场演戏了。
    张建军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尖慢慢地碾灭，直到烟头彻底被碾成一小撮黑末。
    然后他停住了脚步，头也没回，只是提高了些嗓门，对着前头那片树丛杂草特别茂密的地方喊了一声：
    “行了，别藏了，出来吧。这地方够远了，你们生产队的人听不见。”
    周围一片寂静。只有风吹过树梢，叶子哗啦啦地响，远处传来几声夜鸟的啼叫。
    草丛里有什么虫子吱吱叫了两声，又安静了。没人出来。
    张建军又喊了一嗓子，这回声音更大，还拖着懒洋洋的长音，像是在喊自家不听话的孩子回家吃饭：
    “你们再不出来，我可直接走了啊——我真走了啊！我说到做到！”
    话音刚落，前头的树丛里一阵窸窣乱响，几道人影从树后、草丛里、路边的大石头后面窜了出来。
    不多不少，正好五个人。打头的正是汪昆，他手里攥着一把杀猪用的尖刀，刀身窄长，在暮色里泛着冷森森的白光。
    后头跟着的几个都是刚才在院子里见过的熟面孔——有个脸上长着痤疮的瘦子拎着把镰刀，镰刀刃上还有点锈；有个膀大腰圆的黑脸汉子抄着把锄头。
    还有两个，一个拿着根手腕粗的镐把子，另一个手里攥着半截砖头。
    几个人呈一个半圆形散开，隐隐把张建军围在了中间，封住了他前后左右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