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子澄补充道：
    “臣以为，新政之要，首在更化制度。”
    “太祖所定《大明律》及《大诰》，刑罚过重，宜加修订，去其苛繁，存其大要。”
    “赋役之征，亦当核查，蠲免部分苛捐杂税，与民休息。同时，当广开言路，鼓励臣民上书言事，集思广益。”
    方孝孺更是引经据典：
    “《尚书》云：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陛下欲施仁政，乃固本宁邦之正道。”
    “臣以为，当复周礼之遗意，行井田之制，均贫富，明教化，使天下皆知礼义廉耻，则王道可成。”
    几位核心文臣各抒己见，核心思想一致。
    否定洪武晚年的严酷统治，转向以儒家仁政、礼治为核心的王道政治。这无疑是对朱元璋政治遗产的一次重大修正。
    朱允炆听得频频点头，目光中充满认同与热切。他转向一直沉默的张卫国：
    “张卿，你历经两朝，见多识广，于天文地理、民政疾苦亦有体察，不知对新政有何见解？”
    张卫国起身，恭敬行礼：
    “陛下，齐大人、黄大人、方先生所言，皆仁政之本，深得治国要义。”
    “宽刑省赋，与民休息，确为当前急务。天下苦元末战乱及及严法久矣，陛下施仁政，如久旱逢甘霖，万民必然欢欣鼓舞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，话锋微转，语气更加谨慎：
    “然则，治国之道，宽严相济，张弛有度。骤然尽弛其严，恐生懈怠。”
    “尽去其法，恐启奸顽。譬如医治重病之躯，骤然投以猛药，或可伤身。”
    “然若骤停所有药剂，亦恐病症反复。臣愚见，新政推行，宜循序渐进。法令修订，可先去除过于严酷、不合情理之条款，保留维护纲纪、惩恶扬善之根本。”
    “赋役核查，亦当稳妥，避免因蠲免过急而致国用不足。尤需注意各方反应，稳妥为上。”
    张卫国的建议，核心在于稳妥与循序渐进。
    他深知朱允炆及其文臣集团急于建功立业、扭转洪武朝风气的心理，但也看到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风险。
    过于急切地否定前朝，可能引发保守势力的反弹。
    骤然放松管控，可能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或吏治迅速腐化。
    而在推行宽政的同时，如何应对那些手握重兵、对中央政策变化极其敏感的藩王，更是最大的难题。
    朱允炆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：
    “张卿所言老成持重。新政确不可操之过急。然则，当务之急，该从何处着手？”
    齐泰与黄子澄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齐泰沉声道：
    “陛下，臣以为，新政之始，当先定国是，明确朝廷大政方针。可下诏求言，广纳贤才，尤其应重用饱学鸿儒，主持修订礼乐制度。”
    “同时，可先行蠲免部分地区积欠钱粮，赦免一些因小事获罪的官吏百姓，以示陛下仁德。”
    黄子澄则压低声音，说出了一个更加敏感的话题：
    “陛下，除弊政、施仁政之外，尚有一事，关乎社稷安危，亦需早定方略，那便是诸藩。”
    此言一出，殿内气氛为之一凝。
    藩王问题，是朱元璋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，也是最大隐患。
    朱允炆脸色微变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御案边缘。
    方孝孺肃然道：
    “藩王乃太祖封建以屏藩皇室，然如今诸王年长，各拥重兵，尤其北边诸王，如燕、宁、辽等，兵强马壮，久经战阵。”
    “陛下新立，仁德布于四海，然恐有藩王恃强骄恣，不遵朝廷法度。汉有七国之乱，晋有八王之祸，皆前车之鉴。”
    朱允炆沉默良久，才缓缓道：
    “诸王皆朕叔父，至亲骨肉。皇祖考遗训，亦令诸王各守藩屏，夹辅王室。”
    “朕初登大宝，便行削藩之举，恐有违孝道，亦恐激起变故。”
    黄子澄趋前一步，言辞恳切：
    “陛下！正因诸王是至亲，又手握重兵，才更需早定规矩！”
    “陛下不行削夺之权，彼等或生轻视之心，待其羽翼更丰，恐非朝廷之福。”
    “汉景帝时，晁错建言削藩，言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祸小；不削，反迟，祸大。”
    “此至理名言！陛下当断则断！”
    齐泰也道：
    “陛下仁孝，天下皆知。然削藩非为不孝，实为保全宗社，亦为保全诸王。”
    “若任其坐大，将来或有萧墙之祸，陛下将何以处之？”
    “不若趁陛下新立，威望正隆，以渐进之法，削其护卫，收其兵权，改封其地，使其安享富贵而无权柄之累，此上策也。”
    朱允炆显然被说动了，但依旧犹豫：
    “即便要行削藩，亦需有正当名目，循序渐进，不可激起众怒。诸王中，谁可为先？”
    黄子澄眼中闪过一丝精光：
    “周王朱橚，乃燕王朱棣同母弟，就藩开封。其人性情荒诞，多行不法，在藩地口碑不佳。”
    “陛下可先以风闻其有不法事为由，下诏切责，或召其入京询问，试探其反应，亦可观诸王动向。”
    “若周王伏罪，则可顺势削其护卫，或改封他处。此乃敲山震虎之策。”
    朱允炆思忖再三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：
    “就依黄先生所言。先查周王之事。然切记，务必稳妥，证据确凿，勿使天下人谓朕刻薄寡恩。”
    第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，确定了建文朝初期的三大施政方向。
    推行宽仁新政宽刑省赋、重用文臣、着手削藩以周王为突破口、以及以儒家礼乐教化天下，主要由方孝孺主持。
    一场试图扭转洪武朝统治风格、重塑帝国形态的改革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    然而，无论是年轻的皇帝，还是他身边那些饱读诗书却缺乏实际政治军事经验的文臣谋士。
    似乎都未能充分估量这场改革将面临的阻力，尤其是来自那些在北方边塞磨砺多年的强悍藩王的反应。
    张卫国退出文华殿时，心头沉甸甸的。
    他看到了朱允炆的理想与热情，也看到了齐泰、黄子澄等人的急切与书生意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