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夫人点点头，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布袋，递给张卫国：
    “这是我让庙里求的安神符，你找机会放到老爷枕头底下，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你自己求的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接过布袋。布料很普通，但针脚细密，能看出做的人很用心。
    “夫人为什么不自己，”
    “我说了，他反而觉得我小题大做。”
    王夫人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些无奈，
    “男人啊，总觉得自己能扛住一切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握紧布袋，郑重道：
    “小人明白。”
    离开佛堂时，雪已经停了。
    夕阳从云层缝隙里露出来，给雪地染上一层金红。
    张卫国走到戚继光的书房外，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。
    他敲了敲门。
    “进来。”
    戚继光坐在书桌后，正对着地图出神。烛光映着他眼下的乌青。
    “大人该休息了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说。
    “看完这点。”
    戚继光指了指地图上的一处关隘，
    “这里的地势，适合建一座碉楼。但石料运输是个问题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走到桌边，看着地图。
    那是燕山深处的一个隘口，道路崎岖。
    “可以用索道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说。
    “索道？”
    “小人以前在山里见过。”
    张卫国开始描述简易索道的原理，在两山之间架设绳索，用滑轮和吊篮运输重物。当然，他隐去了以前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旅游景点。
    戚继光听着，眼睛渐渐亮起来。
    “有理！”他拍了下桌子，
    “明天就找工匠来商量！”
    看着戚继光重新燃起兴致的样子，张卫国心里松了口气。至少这一刻，这位将军暂时忘记了朝堂的烦忧，又变回了那个专注解决问题的工程师。
    夜深时，张卫国趁着送茶的机会，把那个安神符悄悄塞进了戚继光的枕头下面。
    他不知道有没有用。
    但有时候，人需要的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，而只是一个安慰的象征。
    就像王夫人说的，有些话，需要说给听不见的人听。
    而有些事，明知不可为，却还是要做。
    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，
    万历十年的春天来得迟。
    蓟州的柳树才刚抽出嫩芽，京城的急报便如同冰雹般砸进了总兵府，张居正，病逝。
    消息传到时，张卫国正在书房帮戚继光校对练兵实纪的最后几页。
    戚继光握着笔的手顿在半空，墨汁滴在宣纸上，晕开一团污渍。
    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缓缓放下笔，起身走到窗前。
    窗外，几个亲兵正在演练新式的火铳装填法，口令声清晰可闻。
    “大人，”张卫国轻声唤道。
    戚继光背对着他，肩膀的线条僵硬如石刻。
    良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出奇地平静：
    “知道了，你去把近三个月往京城去的文书备份都找出来，重新核对一遍。”
    “是。”
    张卫国退出书房时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    戚继光依然站在窗前，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孤零零地投在地上。
    张居正的死，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
    起初是御史的弹劾，说张居正专权跋扈，说其亲信结党营私。
    很快，火就烧到了戚继光身上。
    蓟州每年的军费开支、城墙修建的预算、兵器采购的账目，全被翻出来，一笔一笔地查。
    戚继光开始频繁地往京城写信。
    不是公文，是私信，写给那些他曾以为交情不错的同僚、上司、甚至宫里的太监。
    张卫国负责誊抄，看着那些措辞小心翼翼、近乎卑微的文字，心里像堵了块石头。
    某天夜里，戚继光让他烧掉一批旧信。
    “这些都是张相在时，与我的私人往来。”
    戚继光指着那摞信，烛光在他脸上跳动，
    “留着，是祸根。”
    张卫国蹲在火盆边，一封一封地往里扔。
    纸张蜷曲、变黑，最后化成灰烬。空气里弥漫着焦糊的气味。
    “大人何必如此谨慎？”
    张卫国忍不住问，
    “您镇守北疆十几年，功绩有目共睹。”
    戚继光笑了，笑声干涩：
    “功绩？张卫国，你不懂。在朝堂那些人眼里，功绩分两种，一种是他们的功绩，一种是别人的罪证。”
    他看着跳跃的火苗，眼神空茫：
    “当年我在浙江剿倭，有人说我擅开边衅。”
    “后来修蓟镇长城，有人说我劳民伤财。”
    “现在张相不在了，这些声音，会越来越大。”
    张卫国无言以对。他知道历史走向，戚继光会被调离蓟州，先是广东，然后彻底赋闲。”
    “曾经的国之干城，最终在失意中病逝老家。
    可他不能说。
    这种知道却不能说的痛苦，比前几年面对战场血腥时更甚。
    那时候他至少还能告诉自己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是抗倭战争的一部分。
    可现在，他眼睁睁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被无形的政治绞索一点点勒紧喉咙。
    “好了。”
    戚继光拍拍他的肩，
    “烧完就去睡吧。明天还有军务要处理。”
    他的手掌很重，带着习武之人的力道，但张卫国却感到一种虚弱的颤抖。
    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向京城。终于，调令来了。
    戚继光调任广东总兵。
    名义上是平调，实则明升暗降。
    广东当时并无重大战事，总兵一职近乎闲差。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把他从经营了十几年的蓟州边防调离，等于斩断了他的根基。
    接任的官员很快到了。
    交接那日，戚继光穿着正式的官服，在总兵府正堂与新任总兵办理手续。
    张卫国抱着厚厚的文书册站在一旁，看着戚继光用平稳的语调，一条条交代边防要务、将领脾性、钱粮库存。
    新任总兵是个五十来岁的文官出身，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，偶尔插话问几句，问的都是些细枝末节，真正关键处反倒一笔带过。
    “戚少保放心，”
    那人最后说，
    “下官必当恪尽职守，不负朝廷重托。”
    戚继光点点头，没再多言。
    手续办完，已是黄昏。
    戚继光送走新任总兵，回到书房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。
    几箱书，一些手稿，几件换洗衣物。蓟州十几年，留下的痕迹比想象中少。